索尼关闭北京手机工厂内情:早有迹象近一年来产量像挤牙膏

  导读:索爱普天“关门走人”的背后,触发因素恐怕不止索尼方面提及的“较高的人力成本”,其手机业务的经营不善持续亏损、中国产业升级也是其原因。


  正门口有十几名保安驻守维护安全,诺大的厂区听不见机器工作的轰鸣声,员工们虽然还在打卡上班,却看不见为工作而忙碌的身影,每天来开两三个会、偶尔从门口出来散心的员工,脸色依旧凝重。


  这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近日两次走访,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一家手机工厂看到的景象,这是一家成立了20年的智能手机工厂,它就是曾经顺义区的“纳税大户”即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(下称索爱普天)。


  3月28日,老东家索尼宣布将结束这家工厂的运作,3月20日起,索爱普天为员工提供双向解除劳动合同计划,而目前还未离职的上千名正式员工,大多从建厂初期就已加入,突然接到该消息后,即将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扑面而来。


  记者采访发现,索爱普天“关门走人”的背后,触发因素恐怕不止索尼方面提及的“较高的人力成本”,其手机业务的经营不善持续亏损、中国产业升级也是其原因。


  索尼北京工厂关闭


  3月29日、4月2日,记者两次走访索爱普天工厂,工厂附近的一家印刷喷码机的员工对记者说,早年能看到工厂上万号人忙碌地工作,而近两年感觉人都走光了。


  在索爱普天工作近20年的员工于慧表示,在她印象中,最辉煌的时候,她所在的部门有3000名生产员工,且经常加班。“在3月20日,员工突然被告知工厂即将关闭的消息。而早在两年前公司产量减少时,就有谣言说公司要倒闭,但也没有倒闭。之前公司也有两次以邮件的形式向全体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计划。”


  工厂的员工组成包括正式员工,以及第三方派遣公司庆云同创和天弘派遣签订的临时工。天弘派遣的员工在去年已经都被遣散了,而天弘的在今年3月31号前以n+1补偿遣散。


  还未离职的近千名员工,大多与这家工厂共同成长,但大家也面临着如何离去的难题。


  据了解,公司给正式员工提出三种处理方案,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,但员工可以看到公司给员工算出来的赔偿金额,公司给赔偿金的前提是员工要按自愿离职来走。


  第一批裁员截止日期在4月10日前,以n+4的形式补贴,第二批执行是在4月10日-5月1日之间,补贴就变成n+2了。如果还不走,到了5月2日以后,会根据经济裁员,员工停产在家待业,只发基本工资的70%,也就是1750元。“他们不愿离开,因为公司没有解决大家的安置问题,且补偿方案达不到大家的预期,我们面临大龄再就业难题,且内部双职工就有60多人,大家经济压力大。”于慧称。


  3月20日工厂门口,3月29日、4月2日索尼望京总部,数百名员工曾多次集体维权,以及其他时间职代会11人与领导可视会议,大家争取到了“n+4及2万元补偿”的方案,并在4月10日之前,开始陆续约谈办理离职手续。


  早有迹象


  于慧告诉记者,关闭北京工厂恐怕早有迹象,“2015年,索尼在泰国开始筹办手机工厂。2016年,泰国员工来北京工厂学习,2017年北京工厂产量开始下降。”


  记者采访多位员工得知,2017年之前,工厂还有产量,而近一年多却变了,产量像“挤牙膏”,只针对几个产品稍微有一万的产量或几千的产量。


  于慧对记者回忆她了解到的泰国手机工厂的情况称,“2015年泰国就开始筹办工厂,陆续从这边打包生产线往那边运,我们这边还会提供各种支持,包括生产线员工、辅助的工程师、质量部的人员都有去泰国工厂帮忙。在2016年,有将近20位泰国员工来这边学习,主要是学习技术、产线的操作和人员管理。”


  设计部门员工对记者描述她了解的情况称,2016年前,索尼所有的手机产品都会在北京工厂生产,“但从2016年开始,起初会把已成型的、已经量产的,如五条产线搬一条到泰国去,慢慢再把试生产的、最小型号的产线搬过去,再把这边需要发往日本的、日本运营商对审核指标比较高的产品在那边做。而目前大屏幕手机泰国工厂也在做。”


  索尼向记者表示,公司原本有两家手机制造工厂,一家为索爱普天、一家为设在泰国的STT。北京工厂停产主要原因是产量逐年下降、开工不足,不存在向泰国转移的情况。今后,索尼将继续在泰国工厂制造智能手机设备,也会不断寻求最佳的生产解决方案,包括目前采用的ODM制造,以便能够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智能手机市场形势。


  但对以上员工所述详情,记者发问询函至索尼求证,其称索爱普天因属于索尼移动(中国)下属的合资企业,索尼中国目前是只能站在集团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必要说明,涉及到许多该工厂生产的细节问题无法回答。


  相比于索尼其他板块的业绩的增长,其智能手机业务近年一直在持续亏损。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,索尼总体营收达到24018亿日元,净利润为4290亿日元,同比增长达45%。索尼移动通讯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减少至1372亿日元,营业亏损至155亿日元。据路透社称,索尼手机目前在全球份额不到1%。


  2017年是索尼手机的一个拐点。于慧向记者对比了近两年的索爱普天的产量数据,“2017年产量约600万部,2018年约139万部,下降幅度很大,近一年多产量更少,只是针对几个产品,稍微给一万部的产量或者几千的产量。3月31日还给到产量,acc生产部还有一条生产线在制作耳机蓝牙。”生产部门一员工说,她2012年底来到索爱普天,当时员工上万人,工厂工作量也很大,产线就有上百条,到了去年10月就剩下一条产线,员工一休假就是两个月。现在大家都没有工作,每天来开两三个会。


  让于慧担心的是,“公司财年截止时间是每年4月份,会给下一年财年运行资金的预算,如报销、奖金、办公费用等各项开支,但是两年前开始拖延。”


  初期的手机江湖中,索尼的“制造能力”占有优势,且早在苹果、三星还未崭露头角时,其便有了自己的一方阵地。


  回顾索尼手机衰败关键原因,“总体来讲是从中国溃退到欧洲溃退再到美国溃退,”孙燕飚称,从某一意义上,首先索尼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,也就是在2010-2014期间,没有把握好中国3G时代带来的智能手机市场的机会,使得手机市场只是盘踞在美国。从2014年开始,以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为首的国内品牌开始大举进军欧洲,而市场份额最早被蚕食的就是索尼,市场空间一再被压缩。除了市场层面的落败,从产品层面,可以看见三星、苹果、华为、OPPO、vivo等品牌的手机产品在陆续推陈出新,但索尼却一直没有出现主导潮流的产品,索尼产业链的优势也没有反映在手机上,在摄像头方面,索尼的感官芯片最好。“目前索尼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都很低,已不足以支撑两家工厂,”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对记者说,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受到中国手机品牌的挤压,索爱普天的就近供应市场的优势(从物流、关税等考虑)已不在,所以采取收缩之策。同时,中国的运营成本也比泰国要高,泰国的手机市场需求也更旺盛,瞄准泰国的需求对其销量的增长将有助力。


  成本压力


  近几年,与索爱普天命运类似的,还有三星手机天津工厂、爱普生精工深圳工厂,这些外企陆续关闭,一位手机品牌副总裁刘旭对记者说,“整个低附加值的行业(如组装)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移,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。”


  Counterpoint研究总监闫占孟表示,转移的路线也是追随更低成本的区域而变化,从早期的日、韩转移到台湾,从台湾转移到中国东部、西部,再转移到东南亚。


  在行业竞争压力以及自身运营不善的背景下,而企业人力、用地成本上升的趋势,对索爱普天这类企业来说,就格外“敏感”。“现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的企业都属于办公型的,直接生产的公司几乎没有了,有一定化工污染的企业都往外省市迁移。”上述印刷喷码机的工作人员说。


 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,随着产业的兴衰更替,园区早期引进的一些制造业企业,由于技术更新换代、市场需求的转变、生产成本日益提高等多种因素叠加,产能逐渐消减或向外转移,园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求。


  IT独立分析师唐欣对记者说,目前国内的制造业外迁主要是低端制造业。而像索尼、三星工厂其实属于高端制造业,不能代表我国制造业外迁的案例。这些案例,实际上反映了国际高端制造业竞争格局变化,传统高端制造业巨头面临压力主动进行收缩,简单的说,就是中国高端制造业逐步战胜国外对手。


  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角度来看,国内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,制造成本和质量是平衡得最好的,没有其他国家有相似的竞争力。付亮透露,富士康也在往越南印度转移,从整体来看,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,在中国装配带来的效益越来越差,三星、索尼“出逃”中国也与其销量较低有关。“现在越南正在接手从中国转移的制造业产能的盘。三星的天津工厂就是转移到那边,而近几年越南GDP走高,也是制造业产能转移过去的原因。”刘旭说。“整个低附加值的行业(如组装)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移,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。”


  企业追逐利益,制造工厂则追求低成本,当成本增加之后,工厂会追逐更低成本的区域,向更低成本的区域转移。


  在孙燕飚看来,现在的泰国、越南形同于2007年的中国。“对于国际品牌,未来的市场是在印度,因为中国消费者已接纳了国产品牌,但印度市场并没有这么认为,原来的索尼、东芝这些品牌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根蒂固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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